1950年，史沫特莱临终前给朱德留下巨额遗产，她去世后葬入八宝山

初见延安结情缘

1937年初的一个傍晚，延安的天空飘着细雨。一辆马车缓缓驶入这座革命圣地，车上坐着两位女性，一位是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，另一位则是来自美国的女记者史沫特莱。这位在上海文艺界已颇负盛名的外国女记者，终于来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延安。

风尘仆仆的史沫特莱顾不上休息，便直奔朱德的司令部。多年来，她通过秘密采访红军将领、阅读各类报道，在脑海中构建了一个威武刚强的朱德形象。

当她真正见到这位传奇将领时，却惊讶地发现，眼前的人是如此平易近人。朱德身着一件普通的灰蓝色棉衣，鬓角已见斑白，脸上的沟壑述说着长征的艰辛。但最令史沫特莱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双略带褐色的眼睛，温和中透着睿智的光芒。

初次见面的欢愉让史沫特莱决定要为朱德写一部传记。这个提议得到了朱德的支持，于是一段跨越国界的革命友谊就此展开。每周两三个晚上，朱德都会抽出时间与史沫特莱长谈。

由于语言障碍，两人的交谈时常要混杂着中文、德语和英语，有时还需要翻译的协助。这种独特的交谈方式不仅没有阻碍他们的交流，反而增添了几分趣味。

在延安的日子里，史沫特莱不仅仅是一位传记作者，更像一位细心的观察者。她经常去抗日军政大学旁听朱德的演讲，看他与战士们打篮球。虽然朱德的球技称不上精湛，但他与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场景，让史沫特莱深深感受到了这位将领的平民本色。

随着对延安生活的逐渐熟悉，史沫特莱越发热爱这片红色热土。1937年4月，她郑重地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。虽然这个请求因各种现实考虑而被婉拒，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耐心解释让她理解了组织的良苦用心：作为一名外国记者，她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战火中见证忠诚

1937年夏末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朱德即将率部出征，而史沫特莱面临着一个重要抉择：是留在延安整理资料，还是随军出征。为此，她特意去请教了毛泽东。当毛泽东说＂这次战争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＂时，她立刻做出了决定——跟随八路军奔赴前线。

就在出发前夕，史沫特莱从马背上摔下，背部严重受伤。她不得不被送往西安的教会医院救治。但她那颗火热的心始终牵挂着战场，仅仅休养了一个多月，便不顾医生劝阻，踏上了寻找八路军总部的漫漫征程。

在总部，史沫特莱提出要上前线的请求遭到了朱德和任弼时的反对。他们担心一个女性记者难以适应艰苦的战地环境。但史沫特莱以她特有的幽默和坚韧打动了两位领导人，最终获准随军作战，只是必须跟随部队统一行动。

从此，这位来自美国的女记者开始了她在华北山区的特殊战地生活。她随八路军转战于五台山、吕梁山之间，亲眼目睹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英勇场面。在战火纷飞中，她不仅继续着对朱德的采访工作，更用她锋利的笔触记录下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抗战故事。

白天，她跟随部队翻山越岭；夜晚，她就着油灯匆匆写下见闻。她亲眼看到八路军战士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热情；她也见证了当地百姓如何将自己仅有的粮食分给战士们。这些经历让她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。

1938年，日军在山西的攻势日益猛烈。考虑到史沫特莱的安全，朱德再三劝说她转往后方。面对这位已经将自己视为亲人的将领的恳切嘱托，史沫特莱虽然依依不舍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前往汉口。在离别时，她流下了不舍的泪水，而朱德也难掩内心的担忧，一直将她送出很远。

大洋两岸念故人

1941年，史沫特莱回到了美国，怀揣着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注，开始着手编写朱德的传记。然而，当时的美国局势动荡不安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国内的政治气氛愈加紧张。史沫特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，艰难地将自己的思绪与情感融入到书稿中，但真正的写作并未开始。直到1945年，她搬到了耶德庄，才终于有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，开始专心撰写这本关于中国革命先驱的传记。

1945年10月，正值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，董必武来到纽约参加会议。史沫特莱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，心中涌动着激动与期盼。她借此机会，写了一封信，托董必武带给朱德，恳请朱德继续为她的写作提供支持。史沫特莱深知，朱德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人物，他的生活、思想与经历必定能为她的传记增添丰富的内涵。

直到1946年，史沫特莱才终于收到朱德的回信。信中，朱德表达了对她执着的敬意，并寄来了大量珍贵的资料。除了刘白羽所写的《朱德传》部分手稿，朱德还寄来了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到时下所发表的各类文章。

此外，朱德还特意附上了两枚镶嵌着他与毛泽东肖像的小圆别针，以及他与外国友人的合影照片，还有一块产自延安的手织披肩。每一件物品，都承载着朱德与中国革命的深厚情感，令史沫特莱倍感温暖。

国共内战的爆发，史沫特莱在美国的处境日渐困难。她的坚定立场使她成为反动势力的眼中钉，政府不仅污蔑她为“国际间谍”，还削减了她的经济来源。美国政府的打压让她无力继续生活，她决定前往英国继续完成朱德的传记。美国政府却迟迟不发护照，史沫特莱在此过程中四处奔波，却始终未能获得当局的批准。

就在此时，1949年10月1日，史沫特莱在广播中收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。她激动得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，那一刻，她觉得所有的坚持与努力都找到了归宿。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，她用仅有的积蓄购买了几瓶酒，与自己一同庆祝这一胜利的时刻。

次日，她写下了一封近万字的长信，寄给朱德，详细叙述了自己在美国的遭遇与苦难，并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的坚定支持：“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，我要尽一切力量声援中国。”

尽管史沫特莱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，她的身体却未能得到应有的保养。1949年底，她终于在英国伦敦定居，并继续修订着她的传记。然而，4月后，她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，胃癌的诊断几乎让她丧失了所有希望。

即便如此，她依然坚持工作，直到5月5日，她决定接受手术治疗。在手术前，她写下了遗嘱，并明言如果手术成功，她将立即前往中国，而若手术失败，她希望所有遗产都能归于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交由朱德将军处理。她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，深深植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解放事业。

1950年5月6日，史沫特莱因手术并发症去世，享年58岁。朱德得知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，他不仅深切悼念史沫特莱，也尊重她的遗愿。1951年5月6日，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，朱德亲自为她的墓碑题字：“中国人民之友、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女士之墓。”这是对她毕生信念与奋斗的最高敬意。

史沫特莱的遗著《伟大的道路：朱德的生平与时代》由她的好友、日本作家石垣绫子翻译成日文，于1955年首次出版。

根据史沫特莱的遗嘱，她所获得的所有稿费都被捐赠给了中国驻德大使馆，用于购买最新的科技书籍，赠送国内科研单位，推动中国的科技进步。这一举动，彰显了史沫特莱与中国革命之间深厚的情谊，也让她的精神得以在另一个领域延续。